在大学生中，关于虚无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探讨十分罕见，可虚无主义可能会隐隐地找上我们，给我们带来痛苦与焦虑。

当我们完成了社会所谓的第一道难关——高考，之后，我们所依赖的那个细致入微的“人生计划”就随之消失了。对于人生漫长的前18年来说，我们几乎没有想过长大后的事情。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高考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在那之后，功利主义便脱下了慈祥的伪装。我们吃饱饭、穿得暖和后，便开始怀疑后续的工作与学习的意义，不断解构自己的认知，迎接提前的“心灵死亡”。我们所谓“丰富”的18年，像是一剂带有慢性毒药的蜜糖。我们沉溺于功利带来的“甜味”，而那名为虚无主义的病症，将出其不意地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来上最后一击。

所以自现代社会诞生以来，涌现了许多对抗功利与虚无的勇者。

有人会用西西弗斯的神话来讲述我们现代社会的困境。被神判罚的西西弗斯只能没日没夜地将那颗永远不会到顶的巨石向上推。我们也像他一样，做着重复的动作，往返于教室、食堂与寝室之间。前18年，我们终于要将巨石推向山顶，可现实却毫不留情地降下审判，极为相似的一幕又重演了。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学习与工作本身并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我们与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是在“享受”这个“无期徒刑”，相反，我们在学习与工作中感受自己、感受存在。在一次次功利的顶端，我们得到了喘息，虽然又看见了虚无，但我们又增强了勇气，向虚无迈出步伐。对此，我们掌握了对抗虚无的第一把利剑——抗争的勇气。

海德格尔是我比较讨厌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在专注于对抗个人内心问题时，总带给我们一些如古籍一般的经典。在海德格尔的观点里，虚无主义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世界上每一个物品都被贴上不可改变的标签。人存在的意义就像工具一样，我们被KPI所绑定，好像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价值。我们开始互相学习如何让自己在他人眼中看起来更有价值。这种互相学习将“价码”不断抬高，一种虚伪的安全感弥漫在社会中。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这场不停歇的游戏，为自己寻找避风港。我们过于融入社会，逐渐远离自己。在这场社会狂欢中，我们把命运的决策权交给了社会，不再为自己负责，最终活成了一个空洞。这是较为常见的虚无主义诞生方式，这种情况有一个口语化的表达——内卷。现代教育环境中对这个“恶魔”的围剿与崇拜从未停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既不是去筑起阻挡这股浪潮的围墙，也不是去创造这股浪潮的引力。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向死而生。只有直面生死时，我们才会进入一个最本己、最无所关联的状态，从而短暂地从洪流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思考，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这不是要让你放弃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这是要你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当我们完成了上述思考，我们就摆脱了内卷对内心的“损耗”。

现代社会，即使有人发现了功利主义，也会将其默认为一种正常的情况，这是一种正确的想法。这种社会共识已经营造出要与之长期共存的氛围。但是，有些人在这时会有一个错误导向——现代犬儒主义。虽然哲学家们已经描绘出了功利主义可能的末路，但是这种“反直觉”的“暴论”往往会被现代犬儒主义者评价为不接地气之论。可现实是，这种社会烟火气已经在不停地向外传播功利主义的危害：对相对弱势群体的未来只抱有物竞天择的态度；面对沉重的现实却只有“算了，反正大家都这样，也改变不了什么”的无奈话语，面对现实和“烟火气”选择了精神上的逃避。而深受现实苦难的更多的人正以最大的勇气去抗争命运。现代犬儒主义经常将自己的立场与社会和广大群众绑定在一起。可是，如果我们像上面一样分析，揭开那个虚假的“多数人”伪装，我们就会发现这群人才是反直觉、反社会的。

费尔巴哈曾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生物学上的“爱”与“理性”，他认为只要人从宗教异化中解放出来，恢复这种自然本质就够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脱离具体社会条件的“一般的人”，社会关系的交织共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与命运。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网出现了改变，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劳动。我们劳动产生的价值并没有直接向我们呈现，而是被绩点、KPI、工资等抽象概念所拆解、异化。当我们只能通过劳动来获得这些抽象的价值时，我们便会滋生虚无。第二便是共同体的消解，《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两种格局：以西方社会为基础的“团体格局”和以中国乡土社会所代表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我们对生命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衡量，我们所关联的社会关系有着明显的“厚薄”之分。当我们迈向城市时，虽然人口密度提高了，但我们失去了对社会关系的感知能力，我们对社会关系总和的感知变得稀薄，虚无就这样开始放大。当虚无开始侵袭时，功利主义者会打着“拯救者”的名号为我们寻找那个丢失的标杆。我们获得了短期的目标、方向，有完成既定目标时积极的激素反馈，也在社会的“排行榜”中有了清晰的定位，一切问题好像都被解决了，可当其真正运行起来后，更大的危机出现了。功利主义将人解构成了社会机器的螺丝钉，忽略了人的情感与尊严。当我们不断追逐利益最大化时，我们对其他需求的追求便化为可被随时丢弃的垃圾。我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而活的尊严、权力，心理与生理的疾病会马上找上我们，直到我们崩溃或死亡。

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论，我在这里引入一个观点，那就是情绪自由。这是一个从现代社会个人层面入手的解决办法。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既不逃离社会，也不被社会裹挟，我们可以做到既不成为没有感情的机器，也不会失去人情冷暖。消极对抗功利主义往往会滑向一个更为恐怖的精致情绪利己主义。这种情绪利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对其的作用，并主张用自身的理解来判断应该如何释放情绪。作者认为，这种情绪利己主义并非在对抗功利主义，而是将自身置于社会之外。上文说到“不存在一个可以脱离具体社会条件的‘一般的人’”，一个人进行理解的动作并非单纯依靠先天的“理解”，而是受到后天价值观的约束和世界观的引领。所以，情绪自由并非个人对当前形势的趋利避害，而是去掌握定义自身、定义“存在”的关键。我们并非要从社会中夺取什么，而是要拿回被夺走的东西。所以，情绪自由在我看来也有情绪革命的意思。在此我要再立一个靶子——被扭曲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在经济学与营销学中被谨慎地应用，其原意是在人际交往与服务关系中对正向情绪的正反馈的一种解释，并非单纯的价码衡量。经过功利主义的解构，它从一种现象解释变成了具体的组成部分，成为语境中功利主义的帮凶。不过，如果我们抛开它的原意，我们是不是就更能直视功利主义的不堪了？

最后，我们来用辩证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与功利主义和对抗它们的方法。我们正遇到痛苦与焦虑，看到了功利主义与虚无主义相互催化，这是本篇文章观察当下问题的正反两面。接着，我们看到了几条虚假的“出路”——犬儒主义与精致情绪利己主义。终于，我们否定了功利主义与虚无主义，扬弃了犬儒主义与精致情绪利己主义，发动了一个名为“情绪自由”的自我革命。